報導技巧與公民素養並重：南非的青少年公民記者培育

林尚儀

許多人將公民新聞的興起歸功於網路與消費科技的普及，人們用隨手可得的設備就能拍照與書寫。然而，只要有相機或手機在身邊，就能激發使用者紀錄並編輯上傳，進而成為公民記者嗎？對小地方培育農民記者的計畫來說，南非經驗是值得參考的例子，南非學者蓋˙伯格（Guy Berger）在其〈青少年公民記者培力：南非經驗〉一文中指出，有錄製設備，並不代表就具備使用的技巧和動機，還需要外在物質條件的配合以及使用者的公民素養。

該計畫在南非的格拉罕鎮（Grahamstown）展開，格拉罕位於南非最貧窮的省分，沒有網路，地方報Grocott’s Mail是資訊流通的主要管道，但受限於價格，讀者主要為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，多數鄉村人口和青少年沒有機會看報。該計畫名為“Iindaba Ziyafika＂，意為「新聞來了」(the news is coming)，舉辦工作坊訓練青少年以手機簡訊報導公共事務並發表意見，並選擇部分內容於地方報Grocott’s Mail刊登，讓弱勢族群有接觸報紙的機會，也增加地方報的內容。

雖然通訊費用昂貴，手機算是當地少數較為普及的行動通訊設備，因此計畫以手機作為報導工具。工作坊配合手機簡訊型式，提供三種類型的短文寫作訓練，並以公民的責任與義務為課程的核心精神，培養學員的公民素養。該計畫的成果顯示，格拉罕鎮的鄉村人口普遍缺乏接觸新聞的管道與經驗，但有表達心聲的欲望，藉由工作坊的課程，學員得以對地方事務表達看法；但隨著課程結束，停止簡訊費用補助，這些青少年的公民新聞實踐並沒有持續下去。

誰的公共新聞？英美電視新聞的啟示

林尚儀

公共新聞與民主社會的運作高度相關，卻只佔新聞的一小部分，被批評沉悶、無聊，只適合菁英分子收看，造成資訊流通不平等，也無法發揮新聞為民主服務的本質。公共新聞是否無法成為流行話題？嚴肅的新聞議題就等於不好看？英國學者賈斯汀˙路易士（Justin Lewis）在〈新聞與公民培力〉一文中指出，當代公共新聞不彰，問題就在於此類新聞的型式無法在原有的小眾之外吸引更多人關注。他認為，嚴肅的公共議題也可藉由型式的包裝變得有趣。

路易士研究英國電視新聞，歸納出兩種公共新聞的報導型式，第一種「細節式分析」（narrow issue analysis）提供詳細的數據與分析，但缺乏背景性描述，這種新聞對專家有意義，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很難理解。第二種「背景式分析」（big picture analysis）描述事件背景，並探討事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，以解釋事件的重要性；對一般人來說，其所提供的資訊比較有用，且能引起興趣，但這種型態的報導很少。

兩種報導的差別即在於「背景式分析」以觀眾為本，所報導的議題對每個公民來說較好理解且具有意義。路易士指出，好的新聞必須使公共事務與個人經驗產生連結，讓公民感受到新聞事件的切身性。以英國軍事預算過高的議題為例，「細節式分析」的報導會著重在預算細目；「背景式分析」的報導則從比較高的層次切入，讓公民了解目前全球政治情勢對英國的影響、英國需要哪種規模的軍事部署，並比較歐洲其他國家的軍事預算。

借鏡巴基斯坦：公民新聞的角色與限制

林尚儀

公共新聞與民主社會的運作高度相關，卻只佔新聞的一小部分，被批評沉悶、無聊，只適合菁英分子收看，造成資訊流通不平等，也無法發揮新聞為民主服務的本質。公共新聞是否無法成為流行話題？嚴肅的新聞議題就等於不好看？英國學者賈斯汀˙路易士（Justin Lewis）在〈新聞與公民培力〉一文中指出，當代公共新聞不彰，問題就在於此類新聞的型式無法在原有的小眾之外吸引更多人關注。他認為，嚴肅的公共議題也可藉由型式的包裝變得有趣。

路易士研究英國電視新聞，歸納出兩種公共新聞的報導型式，第一種「細節式分析」（narrow issue analysis）提供詳細的數據與分析，但缺乏背景性描述，這種新聞對專家有意義，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很難理解。第二種「背景式分析」（big picture analysis）描述事件背景，並探討事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，以解釋事件的重要性；對一般人來說，其所提供的資訊比較有用，且能引起興趣，但這種型態的報導很少。

兩種報導的差別即在於「背景式分析」以觀眾為本，所報導的議題對每個公民來說較好理解且具有意義。路易士指出，好的新聞必須使公共事務與個人經驗產生連結，讓公民感受到新聞事件的切身性。以英國軍事預算過高的議題為例，「細節式分析」的報導會著重在預算細目；「背景式分析」的報導則從比較高的層次切入，讓公民了解目前全球政治情勢對英國的影響、英國需要哪種規模的軍事部署，並比較歐洲其他國家的軍事預算。

南韓經驗：公民新聞 推展社會進步的力量

陳佳君

根據德國海德堡大學的研究，他們研究1995年至2002年南韓公民新聞的發展，發現公民新聞是進而促發改革社會的行動力量。其中，他們分析社會行動團體的社會網絡及另類媒體組織的活動，發現背後促成改革的這群人，是由記者、勞工、連結的行動主義者和具革新意識的知識份子所組成。他們藉由行動來理解新構想、交換經驗，促發相互學習。

社會行動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改革力量，它常是無法控制、不能預料與令人驚訝的。它能改變公共論述的過程，也型塑世代歷史經驗的演變。與我們習慣的｢政治進程模式(Political process model)｣不同在於，後者限制了社會改革的框架，是一種由執政者和少數成功改革者之間組成的結構。但社會行動不是，它提供由公民發起的創新行動與實踐方法。

南韓公民媒體在1990年代末期崛起，是全球公民新聞發展的先驅者。南韓和台灣歷史背景相似的地方，是過去他們也經歷軍事戒嚴和報禁的年代，也有解禁後媒體如雨後春筍竄起的經驗。因此，市場上大眾媒體工作者的充裕、高等教育的開辦，及民主政治媒體行動的轉型，是南韓公民新聞崛起的重要因素。

社區新聞的轉變：以澳洲社區廣播電台為例

唐玉卿

身為全球面積第6大、大洋洲最大的澳洲，社區廣播服務比起其他國家來說，地位更加的顯著，同時民眾對於社區廣播的依賴性也非常的高。Michael Meadows、Susan Forde、Jacqui Ewart 以及Kerrie Foxwell等人在《創造好的概念：社區新聞的轉變過程》一文中提出，地方新聞在民主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因為其能夠促進公民參與公共事務。本文他們探討的是主流媒體的缺失。

早在2007年的時候，這群學者已經進行了第一個全國閱聽眾的質性研究，他們面對面訪談了一百名閱聽眾。這次，他們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觀眾對於社區廣播的看法。　

他們發現社區廣播對於當地居民是非常實用，因為社區廣播提供的新聞是一種「便利」。相較於一般的商業電台，基於受眾範圍的限制，反而不及社區電台來的深入民心。除此之外，聽眾認為社區電台也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途徑，例如：1998年Katherine河水氾濫，該區的民眾透過社區電台的服務，得知如何取得物資以及援助；因此社區電台提供了他們基本生存的技巧，這是一般商業電台無法提供的。